[转载]康熙帝及其时代

舍甫琴科

有清一代，康熙帝以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引导大清帝国摆脱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后世史家谓康熙帝一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即使今天我们反观康熙帝及其时代，也仍能为其杰出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并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清朝政府一入关即面临着两个重大使命：一是在军事上必须迅速肃清各地的抗清势力，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二是用何种意识形态整合思想，维系人心，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关于前者，清朝素有崇尚勇武之传统，因而镇压各地抗清力量的战争总的说来进展顺利。关于后者，在顺治和康熙初年的中央政权内部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分歧与矛盾。是继续重骑射、尚勇武，还是以文教治天下？是维护满族的多种信仰，还是隆师重儒、独尊儒术？是让满洲贵族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还是重用经术人才、礼遇汉族官僚士人？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即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清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顺治帝在其遗诏中开篇即责备自己：“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康熙初著名理学家熊赐履上疏皇帝，痛陈当前“学校极其废弛，文教因之日衰”，“惑世诬民，充塞仁义，斯道之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经义斋集》卷一，《应诏万言疏》）。由此可见，清初朝廷内部两种文化观念之斗争是多么激烈。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圆满解决，满汉民族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缓和，清朝政权也就不能真正巩固。

　　自幼即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的康熙帝即位以后，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推动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儒学的学习中，“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他说：“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牟之简首。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39－340页）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因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传统，从而具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政治伦理的儒学化，使这个政权第一次具有了系统而明确的理论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的演变方向，为清朝社会进入协调、稳定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当时，不少汉族官僚为这一新的政治动向而欢欣鼓舞，并预感到中国社会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状态。

　　在皇帝潜心儒学、清廷将儒学作为治国之具的推动下，满族贵族和民众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家学说的热潮，满汉文化开始了较深层次的全面融合。与此同时，清廷政策开始全方位调整，一些长期实行的落后政策得到纠正，汉族官僚在朝廷的地位明显上升。清朝通过编纂书籍，兴建学校，举行博学鸿词等措施，进一步改善汉族知识分子的待遇。随之而来，汉族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对清廷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最典型的事例是，许多过去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此时纷纷转变态度，投身清廷。史称：“康熙丁巳、戊戌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真正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新景象。遗民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获得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清初一度尖锐的民族矛盾不再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稳定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以皇权专制为官僚政体的核心

　　康熙帝亲政以前，清朝政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皇帝和臣僚之间的权力界限不确定。如果根据入关前努尔哈赤制定的“家法祖制”，清朝的政体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带有共和色彩的贵族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主要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但是清朝最高决策核心，而且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人君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然而，作为君主的皇帝当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议政诸王。于是，皇帝和贵族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朝政治的稳定。因此，如何从政治制度与统治思想的角度，划定君臣之间的权力界限，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权威的政治体制，一直困扰着清初统治集团。

　　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清朝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法”。乾隆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十朝东华录》乾隆朝卷28）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在康熙朝被正式确立以后，持续两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方被废除。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有清一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早在入关前，一些投清（后金）汉官就提出纂修《会典》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康熙时，纂修《会典》的目的，是要以成文的方式规定清朝官僚政治的基本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并从行政法的角度确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凡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务于专制皇权，是实现皇帝个人独裁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对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改善官风、规范政治运行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由乱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官僚政治建设，显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以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职志

　　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清代国家的统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风雨同舟，共求发展，也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富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之基础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爆发揭开了清代国家统一战争的序幕。在此后近五十年中，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康熙帝付出了大量心血。康熙二十年，清军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平定了主要由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巩固了自己对内地的统治；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和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此后，康熙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并坚决回击了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康熙帝高度重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为了剪除准噶尔分裂势力，他三次亲征，“不避寒暑艰辛，亲莅穷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终于迫使分裂头目噶尔丹“仰药授首”，其亲信也相继乞降（《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和西藏的管理也较过去大为加强，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别是上层贵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康熙朝的统一事业，为乾隆中叶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清圣祖实录》卷300，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隐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最高统治权力的继承；三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康熙帝都深有觉察，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国家的命运和领袖人物个人的命运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局限往往会变成时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继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最终引导清朝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唯一可惜者是在如何妥善对付西方殖民侵略问题上，雍乾二帝基本沿袭康熙帝遗留下来的闭关政策，从而为19世纪中后期中外形势的巨变埋下了沉重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