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论康熙》－－商鸿逵

舍甫琴科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在他在位的六十一年(公元一六六二到一七二二年)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防等方面都曾发生过许多动荡变化，经由他拨乱反正，孜孜求治，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对待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应当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述。当然，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和发展，绝非单靠个人的明智才能可以任意操纵安排的，乃是因为这个杰出的人物的活动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十七、十八世纪之际，中国之所以变化和发展，乃是由于各族人民切身备尝长期战乱不宁，生产停滞，社会萧条，民不聊生之苦，因而产生了一致的愿望，即要求统一和安定的愿望。恩格斯说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时，有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是个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中华民族自古迄今一步步发展壮大，正是凭赖这种来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机。康熙本人之所以成为杰出的人物，也正是因为他处于当时形势下，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获得胜利。于是就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好局面。康熙是“时势造英雄”此外，康熙本人的思想和作风等也和他的事业成就有着密切关系。还有，从他的一生活动看，有正确的一面，坦不容否认，也有错误的一面。因此必须作出比较公允的功过评比。本文只是对康熙一生的活动，就其要端，试作评述，以宫定论，则尚有待。于此附带地提一下，康熙名玄烨，姓爱新觉罗，满族。他的亲祖母是蒙古族，生母是汉族。满族是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老资格成员，他是这个成员的后代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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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统一的斗争

从明崇祯到清顺治(一六二八到一六六一年)再加上其前后约四十年当中，中国内部发生剧烈的变乱，其间有陕北农民大起义冲击明政权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有清军入关激起内地人民反抗的民族矛盾和斗争，直到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茅麓山战斗结束，继明而立的清朝才算在形式上压平反抗力量。可是，里里外外存在着的矛盾及种种必须解决的问题，都罗列在面前，不能给予解决，不仅无法正常进行政务，并且随时可能再发生变乱，另外还有国防问题．也在一步紧一步地逼胁上来。

康熙登极(一六六一年)年方八岁，尚在童年，设置四个辅改大臣代理国玫。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宣布亲政，但有名无实，大权仍掌握在辅政之一鳌拜手中。因为其他三辅政，索尼已死；苏克萨哈就在亲政的当月七日被鳖拜诬杀；遏必隆为人怯懦，凡事屈从。于是鳌拜在朝广树党羽，把持大权，飞扬跋扈，独断独行，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年轻的皇帝。据康熙说：‘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 “凡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1]要想奋发图治，首先就要整肃朝纲，那就非搬开这块阻碍国务正常进行的大绊脚石不成。康熙捉鳌拜是一次带有戏剧性的行动。因为鳌拜在朝中党羽众多，不能硬下手．于是康熙把自己装作一个好玩的青年，天天和一群同自己年龄相近的侍卫在一起练习摔跤。不太过问政务。鳌拜因此便更加放心。一天，趁鳌拜入朝之际，来了个冷不妨，突然下令捉鳌拜，这群小伙子一拥而上就将他捆绑起来。然后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软禁终身。这件事乍看来似是轻而易举，实则，若非康熙沉着，机智、勇敢，是难于成功的。权臣铲除，朝政刷新，从康熙九年(一六七零年)起，恢复内阁制度，举行“经筵”讲座，颁布《圣谕十六条》并巡视关外，等等，展示出一种振奋有为的规模和气象。

过了三年，三藩事件爆发。康熙进行统一的斗争是由朝内而本部，而海上，而边区，一步步来实现的。三藩事件早在康熙预料和预计之中。他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2]三藩是三个被封授王爵的明将，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袭父、祖之爵)。清政府使用他们率兵进攻南明，由此得以坐镇一方，吴在云贵，尚在广东，耿在福建。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各拥重兵，干涉地方，恣意横行，形成割据。再加上和他们互通声气的一些汉籍将领，其兵数的总和超过八旗部队，成为清政府的严重威胁。

康熙正在寻找解决三藩的机会时，尚可喜上疏表示愿归老辽东．以子之信袭爵。接着吴三桂、耿精忠也作出同样的表示，来试探朝旨。有了这个机会，康熙便抓住不放，立刻作出决定：三藩俱撤，并且不准尚之信袭爵。这一来，吴三桂首先揭起叛旗，耿精忠继而响应，尚之信要挟其父也反了，其他与吴素有联系的汉将也纷纷而起，一时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三藩事件爆发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康熙二十岁。他面临此事，毫不惊慌，派兵遣将，从容应付。他的战略是:“保守荆州(湖北)以固军民之心”。然后派兵进入江西，因为“江西水路皆与楚闽接壤”，这样就可以截断吴、耿连通一气。吴、耿的部队是很猛劲的，他们很快就伸进到湖南和安徽。同时后方也并不安静，康熙十二年，北京有杨起隆领导八旗家奴的起义，十四年有内蒙察哈尔布尔尼的叛乱，甚至西藏达赖也向康熙建议对吴三桂“裂土罢兵”[6]。康熙对这些波动，或予以镇压，或置之不理，都还容易解决。而最堪忧虑者是西北的局势，他指出“三边动摇．势难猝定”[7]。果然，陕西提督王辅臣受到吴三桂的引诱叛变。康熙对王辅臣采用军事政治两结合的策略，而以招抚为主，尽管他一在叛附不定，并戕杀经略莫洛，仍予宽容，最后把他争取过来。从此便可以集中力量应付南方。康熙很能驾驭汉将，西北将领如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等均对他忠诚效力，在三藩战争中，保卫西北，进取云南起了决定性作用。康熙还善于使用降附的汉将，如吴三桂伪将领林兴珠，在抗击俄罗斯的战役中建立功勋；韩大任于抵御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役奋勇战死。康熙对吴三桂的少数民族兵笼络得也很好，“酌给赏赉”放回云南。后清军进攻时，他们“或输馈粮糗，以资军用，或乡导前驱，扑力杀贼”[8]。

平定三藩共用了八年时间，最后获得胜利。这一战役始终全靠康熙运筹指挥。于此充分显示出他的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之后，广大内地实现统一，官吏遵行政府命令，军队调动受到约束，进入了有秩序有纪律的国家规模。

接着就是一个海疆问题，即争取台湾郑氏归附大陆的问題。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决不能任其割裂而不问。康熙在长时期指挥作战的实践中，取得丰富经验，认识到，要平定海疆，争取台湾，非重用汉人不可，特别是闽浙人，因为他们熟悉沿海情况。于是康熙选出两个本领出众的人来，一是会稽县人姚启圣，一是泉州人施琅。就以姚启圣作福建总督，他善于从事招抚工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凡言自郑氏来者，皆廷致之，使以华穀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碘、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9]。从此郑氏势力逐渐受到削弱，沿海地带从而取得安静。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郑经(成功长子)死，子克塽继立，年幼，内部矛盾重重。康熙认为取台时机已到，遂派出留在身边十三年作内大臣的施琅，到福建担任水师提督，“规复台湾”。施琅为调整兵力，审度风势，耽搁了一年多，一时内外杂言纷起。而康熙对施琅完全信赖。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八月，由施琅率兵出发，经过澎湖一战，即顺利地开进台湾，郑克塽愿意归附，即授予公爵。其大将刘国轩任为天津总兵。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证明康熙知人善任的才能和魄力，他能够放手使姚、施等人都得以各展其长，各尽其能。于此还必须提到的是，当时对台湾的善后措施，清政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设置府县，加强管理；另一种则主张放弃不要，甚至想把它送给荷兰[10]。康熙对后者的荒谬主张给以摒斥，采纳了前者的意见。康熙的这种坚定态度和远识，对于完成中国统一具有重大关系，是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的。从此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划为福建的一府三县隶属于清政府之下。这时辽阔的北方边区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内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谋图作乱；一是俄罗斯入犯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康熙对此情况早已掌握并时刻加以密切注视。等三藩和台湾问題解决，腾出手来,立即处理比事。先解决俄罗斯入犯的问题。

十六世纪末，俄罗斯即开始东进，占有西伯利亚，随着伸出魔爪侵犯我国黑龙江地区，大肆抢掠杀害当地各族人民。中国出兵抗击完全是为的保卫边疆。康熙说：“罗刹挠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11]又说：“俄罗斯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猎民)，肆行抢掠”。“又遣其部人于飞牙喀、奇勒尔等处肆行焚烧。又诱索伦、打虎尔、俄罗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12]侵略者的企图单单是侵扰地方和残害人民为止吗?否!它更抱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要中国向沙皇纳贡称臣[13]。

熙于二十二年即任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对俄罗斯进行军事防御措施。转年俄人占据我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军在康熙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集结八旗和蒙古骑兵，福建藤牌兵，以彭春为统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雅克萨城，夺救回来被掳走的索伦、达呼尔百余户人口。第二次作战又获胜。俄方提出愿和的要求，康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经双方签字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为使俄人来华贸易停留和贮货方便，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正是我国一向对外采取宽让政策的具体表现。

就在这时，准噶尔的问题爆发了。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噶尔丹对喀尔喀(北部蒙古)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连占三部地，北边一时大乱。喀尔喀首领之一大喇嘛哲卜尊丹巴带领全部人民南来避难。康熙闻讯，立刻下令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独石口、张家口粮仓接济，并发给银两、布匹、茶叶等物，又补给了牲畜，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内蒙科尔沁草地。八年之后，战事结束，喀尔喀人民才得以重返故土。

噶尔丹十分猖狂，竟然率兵冲到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在克什克腾旗境)。京师震动，铺店多关闭停业。康熙迅速派兵迎截，将其打退。由此乃决定用兵收拾边区。康熙于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亲自挂帅分三路进讨，噶尔丹知不能敌，由克鲁伦河张惶遁走，被西路统帅费场古击溃于昭莫多。第二年，噶尔丹自尽，康熙命其侄策旺阿拉布坦管理准噶尔部。以后准噶尔虽仍有反复，但平定的基础是在这时打下的。这一战役的结果，喀尔喀全部内属，按照清制分别授予其首领封爵，据当时理藩院所奏，喀尔喀“四十九旗人丁二十二万六千七百有奇。”[14]厄鲁特和硕特部及西藏均进一步加强内属。从此清政府的命令可以下达全国，直到边疆。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实现了，它的实现应当说和康熙的英明决策与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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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康熙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即开始一面禁止入关后的一切虐政暴行，诸如圈占房地、逮捕逃人、掠卖人口、霸占市场等；一面则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因为不能在这方面取得得成效，便没有经济力量作后盾，如何经营四方?在平定三藩时，财政即极感困难，所以曾有开办捐纳，增课盐杂等措施，然而其一岁的收入也只能增多二三百万两，主要还必须依靠生产发展。康熙自亲政之后，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以直隶废藩田地予民”即是一例。综论康熙一生的业绩，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今概括为四项分述于下：

（一）治河

黄河自明末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到康熙初造成了巨大灾患。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的是，河水漫溢不止。当时北面黄河“尽归决口，北流入海，正河淤浅。宿迁以东，北岸民田，皆成巨浸。”[15]南面“淮阳七州县(山阳、盐城、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田地一片汪洋。”[16]这样听其泛滥下去，必致如河道总督靳辅所讲：“黄流无去路，……势必冲突内溃，而河南、山东二省俱有沦胥及溺之忧”[17]。

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曾道；“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18]高家堰是用以约束淮水的，是治河的重点工程所在。康熙感到所制河图“绘于纸上，平漫难辨高下”，要使“刻木制成一图，观看易明”[19]。于此可见，他对治河是如何的用心钻研。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三藩战争正在进行，即任用靳辅开始治河。当时所谓治河即修治黄、淮、运三河。目的是疏导黃、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并使江北人民脱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就当时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来说，是一个艰巨难办的事情。靳辅以河道总督督治，极为勤奋尽心，他又得到一个治河能手陈潢作幕客，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七个州县的民田“皆出水可耕”。康熙于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第一次南巡，阅视河工，对靳辅“赐诗褒美”。但是，这时的治河方法，只能是筑堤束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谈不到根治，所以决口总是难免的。正是由于这样，中外臣属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己。后来为了如何疏泄积水问题，靳辅和协同他治河的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对立。而靳辅又因将涸出土地招民屯垦，收租“以裕河库”，这本是件好事，却触及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经其诬陷，辅竟被免职，陈璜也牵连下狱。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陈璜的治河方法有效。康熙曾以肯定的口气说，靳辅的“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时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20]。总之，就这时的治水技术水平来讲，也只能作到这样。靳辅和陈潢是继承明朝潘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加上一些辅助性的如开中河，修堤坡等工程，这样作确是收到了成效。而康熙监督甚勤，每次南巡以视察河工作为重点，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康熙在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时候说：“自元至明以来，岁有冲决，未有安澜二十年如今日者。'[21]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从卢沟桥以下“冲激震薄，迁徙弗常”，有“小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交通，也威为沿河人民的严重灾害。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四十年(一七零一年)竣工，改名为“永定河”。在康熙五十五年时候“堤岸坚固，并无泛滥”。“泥村水乡，捕鱼虾而度生者，今起为高屋新宇，种谷黍而有食矣”[22]。其修治之功效显然可见。

（二）垦田

有人曾说：“康熙二十年(一八六一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23]这话是有所根据的。也就是说，从这时起生产才显示出恢复状貌并向前发展.康熙在这方面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早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即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24]。更在这以前，康熙八年下令户部停止“将(明朝废藩)荒熟田地酌量变价”，而要“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25]。这项土地即被称作“更名田”，因为是经由政府明令给予原耕种者，归为他们名下所有，“与民田一例输粮”，使之变成自耕农。可以设想，经此鼓舞，无疑其生产热情定然会高涨起来。这项土地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六万六千八百多顷，超过八旗圈占北京周围土地的面积。并且藩田多属肥沃好地．因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颇不小的。

对招民开垦土地，定出来具体奖励办法：“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很显然，这是用授给官职号召有钱的地主们来开垦。与此同时，老百姓们也以放宽起科年限踊跃参加垦荒，如“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26]；云南、贵州的人民也“鼓舞争赴，以次开辟”。[27]据康熙亲自所见，口外田地生长良好，说：“朕数年避暑塞外，令开垦种植，见禾苗有高七八尺，穗长千尺五寸者。……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止收一、二石，若边外之田，所获更倍之。”[28] 在当时确实起了作用。康熙在谕旨里说： “今河南、山东、直隶(河北)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白口外来者甚多．……京师亦常赖之。”[29]到康熙五十年左右的时候，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边远省分。康熙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而山谷崎呕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30]这话虽然难信尽符实际，但总接近实际。

（三）蠲免

康熙对地丁钱粮实行蠲免，是在三藩和台湾问题解决，内地和海疆进入安定，大力开展恢复生产的时候开始作起的。他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已责蠲租。”[31]在这方面他作得很突出。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蠲免云南全年钱粮”[32]。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户部认为，“如比之多，不敢轻议。”康熙说： “六百余万未足为多也。”[33]从此各省钱粮不断蠲免。值得提到的是，这种蠲免钱粮是在国库充裕的情况下作出的。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年)有一道渝旨。 “今屡行宽免，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朕欲将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蠲免。”[34]更有，在康熙四十八年(一七零九年)所下谕旨又道：“见存户部库银贮五千余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而所存尚多。”[35]有作过统计，说：“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36]自康熙五十二年，大臣张鹏翮对康熙说：“此数年因皇上所免甚多。今见动用至四十九年钱粮。上曰：即动至五十年钱粮，亦无妨。”[36]在军事、河工需要大量经费开支之下，到康熙末年国库仍饶有存储，这充分说明当时生产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也有人指出过，“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户部库存八百一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37]其原因是清楚的，即是由于康熙多次实行蠲免。 、

实行蠲免，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康熙自己所讲的“如蠲免：地丁钱粮，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38]。但是，对此却作不出有效的措施。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总是要维护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依靠的首先是地主。康熙曾道： “赖有富户居积，犹以散粜民间，以济荒歉。若使尽为灾黎，其何以堪?”[39]所以，蠲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而阶级矛盾和斗争仍然在一步步走向激化。

（四）节约

无论什么时代，节约是由贫穷转为富裕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康熙在其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比较能够实行节约，是其一生事业取得成功这是关键措施之一。

康熙对宫中费用确是注重节约的。他曾道：“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40]有人曾引康熙二十九年(十六九零年)廷臣奏琉说：“宫中用度，木柴，明代用二千六百万斤，今止七八万斤。红螺炭，明用一千二百万斤，今百余万斤。”[41]这可能说的比较过分。可是政府各机关的开支压缩减少则应属事实，不容妄言。据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零年)上谕：“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止需八万两矣。”[42]又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上谕：“从前工部及光禄寺，每年动钱粮数十余万，近俱节省，减至数万。”[43]当时实行严格检查开支制度，命令户、工两部所用钱粮“十日一次奏闻。”我曾看刘康熙末雍正初这一时期《光禄寺吃食钱粮等项数目表》档册[44]，其每月的开支不超过四千两，少则六七百两。足以证明节约之事并非虚夸。

综观上面四项措施，可以说，这就是康熙进行统一斗争所需要取得的物质财富的保证，没有它便无从措手足，更谈不到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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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

早在皇太极尚未称“清”以前，就从八旗奴仆中挑选汉秀才举行考试，这可算是“振兴文教”的开头。等宣布建立清朝，这年(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八月上丁日“遣官祭孔子”，这就意味若要采取中原的一套文教制度。迁都北京的第一年(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袭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为“衍圣公”，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举行会试，考取进士，从此全部继承了明朝的尊孔及科举制度，从而开始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但是由于清统治者使用民族高压政策，清兵南下，严令剃发易装，并大肆屠杀，激起内地广大人民强烈反抗，战斗延续二十年之久，知识分子也参加到抗战的行列。战事结束，这些知识分子手中虽然已无武器，而仍心存敌视，其中颇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受到人民尊重的。因此，康熙深切感到必须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在三藩战争尚未结束，即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特别举行一次“博学鸿词”考试。为此颁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被举荐的人于“明年(一六七九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下从略)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下从略)等三十人。”[45]这五十人俱授给翰林官。通过这种办法，确是网罗到一批知名之士。其中如朱彝尊、邵远乎、潘耒、尤侗、汪琬、施闰章、陈维崧，吴任臣，毛奇龄、彭孙遹等，都是学问扎实，文才出众的。此外还有愿意参加因亲丧等事故不能来的，如惠周惕，曹溶、汪懋麟等。不管来与不柬都被称为“征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光荣头衔。

康熙所最重视的，更是那些在当时学术界具有威望的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同时和他们持同一态度，推荐不出的，还有不少人，如万斯同，李塨、应蒍谦，范镐鼎，冉觐祖，徐夜等等都是。顾炎武是严峻表示宁死不出来的，李颙被抬到西安后，水浆不进，绝食以拒。康熙对此并不发怒，一概包容。因为他晓得这样作，不仅不会危及清政权，相反，倒可由此减弱敌视情绪。这正是康熙运用政策的高明之处。我们看，参加了考试的潘耒，就是顾炎武的亲近门人，李因笃与李颙、李柏并称“关中三李”，总有着一定的学术关系的；黄宗羲的态度则更和缓，后来即派出他的儿子百家和门人万斯同到北京参与纂修《明史》工作。总起来看．举行“博学鸿词科”对争取知识分子是获得成功的。于此还要指出，尽管顾、黄、李等人对清朝的态度是严守名节，决不受职。可是他们既皆剃发为清朝之民，并且也不拒绝和朝中或地方官有所接触，无疑这对清政权就起了安定作用。至于那些逃避草莽，托迹空门的王夫之、方以智等人，可以听其逍遥物外，他们是不会作出什么破坏活动的。

“博学鸿词科”还起了一种显著的作用，即使得朝中重要官员特别是满洲贵族大员知道尊重知识分子，如像本不肯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山西著名学者傅山，他“令其孙执鞭，乘一驴车，至崇文门外，称疾野寺。八旗自王公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46]在康熙身边当侍卫的曹寅，就是在这时结识了许多名士，为他后来做织造、盐官时，在南方替康熙拉拢知识分子打下基础的。

康熙对所录取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是派他们担任纂修《明史》。这一着也很高明，借此还可以拉拢来不愿作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像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来的，因而有“布衣”之称。万斯同在北京就颇受到朝野人士的敬重，其友人李塨曾记道：“朝廷平定三藩后，尚词学，公卿从风靡。读书名士，竟会都门。季野（斯同之字），以博淹强记为之冠。开讲会，皆显官主供张，翰林、部郎、处士率四五十人，环坐听季野讲。”[47]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活动气氛中，将知识分子慢慢争取过来，使他们由敌视转变为亲附。

康熙在巡行中到处争取知识分子。康熙四十二年（一七零三年)他到西安，首先问及李颙，希望能够见到他。颙推病不出，便命将其著作取来。颐派他的儿子送来所著书，康熙亲自接见并对他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宜尔父之志。”[48]康熙四十四年(一七零五年)南巡回銮途中在德州接见著名天算学家梅文鼎，“命坐赐食，三接，皆弥日。御书‘绩学参微’以赐之。”[49]。在南巡中多次接见当地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联系，企图在文化活动和接触中消除没满民族间的隔阂。

康熙除利用编纂《明史》来笼络知识分子以外，还扩大延揽他们从事编书工作。康熙时期编成了许多书籍，内容无所不备，有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价值。而他均这一作法是和他的争取知识分产政策连结在一起的。举例说，徐乾学是当时的著名文臣，做都御史，被参劲“招摇纳贿”。然而并未冶罪，只给假回籍，仍命在太湖．洞庭山带领书局纂修《一统志》，借此便笼络来阎若璩、顾祖禹、胡渭、黄仪等许多专家学者。这种编书的风气还影响到皇族，皇三子允祉即用杨文言纂修《律历渊源》，用陈岁君编辑《古今图书集成》。桐城文派创始人方苞，受到《南山集》文字狱牵连，本应冶罪，给予赦免，命参加编书，后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官[50]。总之，康熙认定只到要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必需笼络来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肯于在清政权统治下受职任事；至少不再心存敌意，不再谋图反抗。因此，他对那些即使是隐居逃世，拒不出来作官的人，只要不作公开的诬蔑言论和反清活动，就给以宽容，听其“我行我素”。如象李颐，遁居土室，屏绝交游，不但不加追究，反而予以赞勉。顾炎武洁身世外，埋头著述，也便听之。至于黄宗羲，他还受聘在地方书院讲学，那就更是欢迎的了。我们要知道，康熙之所以要这样作，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其政权的稳固。如果一旦触及到政权的威信和安定时，那就决不会饶恕的。康熙只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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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和作风

清朝皇帝研读儒家经典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八年(一六五三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51]这年康熙十六岁，当然只是一种表示尊孔的形式而已。但是从此却一步步由先作出典范，然后认真学习起来。康熙九年所颁行的《圣谕十六条》，其首条既为“敦孝悌以重人伦”，要标榜什么是极其鲜明的。

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习方面颇广，举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等无所不究。但对哲理的研求，乃是儒家的几部经典。康熙九年下谕礼部“举经筵”。经筵是仿效明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炽烈之际，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52]。并要求“侍臣进讲，朕乃复讲，互相讨，庶有发明”[53]。还告诫讲官：“嗣后经筵讲覃，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54]这说明他是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从而发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康熙极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朕留心研究，……著将《尚书讲义》版刻刊行。”[55]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是很清楚的。康熙是笃信儒家学说思想的。其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是持否定态度的。说：“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求。”[56]批判地指出，“古来人君，穷兵黩武者有之，崇尚老佛者有之，任用名法者有之。”[57]这显然是说的汉武帝、梁武帝和秦始皇等。可以说，康熙是一个遵行儒术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封建">封建ersonName>君主。

康熙对政治讲究实用，他对《资治通鉴》颇为肯定，说它“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而对《左传》则不甚许可。在一次举行武科考试的，有人提到要考此书，他道：“左转浮夸”[58]意思就是说它内容不切实用。他称赞明朝张居正所著的《尚书直解》和《四书直解》，说它“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59]因此，他认为“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60]他说“学问无穷，不徒空言，惟当躬行实践。”[61]《四库全书提要》在康熙所撰《易经》和《书经》的《日讲解义》条下，曾概括地指出：于易“以示人事之宜，宜于帝王之学”，不是“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于书“大指敷陈政典，以昭驭之纲，……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封建时代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如此。康熙是善于运用它作为统治术的。康熙的思想渊源固然出子儒家，但他却并不迂阔执拗，他以为“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62]。

康熙好讲理学，对宋朝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实不符的地方’更加以无情的揭露．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时大谈理学，负有清官之名。康熙指出说：“其刻书甚多，刻一书非千金不得此，此皆从何处来者？”[63]他挖苦河道总督张鹏翮：“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时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康熙认为要讲理学，就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冒充有高尚道德。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谬，岂可谓之理学?”[64]由于他重视实际行动，不喜空谈，因而并不排斥与朱熹学术思想相对立的王守仁。他看到汤斌所写的《王守仁论》，要他讲一讲。斌不敢推辞，遂婉转地说：“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又说：“守仁直节丰功，不独理学。”康熙听了以后表示说：“朕意亦如此。”[65]

康熙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制等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理论中发挥出来的。清统治者遵循明朝，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语为标榜。康熙于此除勤勤恳恳执行以外，对勤政一事最为力行不怠。他在做过了三十年皇帝时说。“朕听政三十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66]根据现存档案材料，这并非自诩。当他的“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67]。由于他是这样的勤于政事，因而要求臣属也要这样作，说：“凡为臣子，必实心任事，兴利除弊，不苟且塞责。”[68]他的办法是严格甄别，以定黜陟，说：“昔人有官，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69]康熙所讲的这个办法，确实是治国要诀．要使全国归于“正”，就应当使朝廷先“正”。然后百官才能“正”，这样万民即广大人民也就必然都随着“正”了．但是，他认为这还不够，必须予以严格甄别，把好的提拔上来，坏的淘汰下去。不然的话，只有好的勤于职守，那坏的不受惩罚，这怎么行。康熙很知道人材难得，因此他既留心选择，更要进行考验，说：“凡人必试之而后始知。”[70]他曾感慨地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关于此。”[71]他很重视群臣的品德：行为，说：“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孟子所谓十暴十寒’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进">于进ersonName>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72]

康熙在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时候，曾有一道长谕，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思想大纲。其中于心愿、作法和希望有这样一些话：“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制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寐不遑。宽严相继，经权互用，以图卧家久运之计而已。”[73]

从康熙的一生事业来看，当然是作出了很多的成绩。如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其一种意义是要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些，这算是“子庶民”罢。还有，他常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多事扰民，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在当时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官不扰民，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不过，康熙之所以重视此事，其内心里还存在着一种顾虑，即害怕老百姓造反。因此他说，如果对老百姓不加防范，他们就会“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74]。这应当就是他所谓的“制治于未乱”罢。

关于康熙的军事思想，主要有这样几点：一、广行招抚。对三藩、台湾及准噶尔都采取的这种策略。其对吴三桂，已经揭起叛旗，仍然允许认罪归附；[75]对噶尔丹更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对待王辅臣，他三叛三附，并且杀死经略莫洛和赍送表章的使臣，最后对他．还是“诏复辅臣官爵”[76]。康熙的战略思想是，用此可以防止扩大战乱和分化孤立敌人。二、信任降将。施琅、林兴珠、韩大任、朱天贵等人，归附之后，或建立大功，如施、林；或战死疆场，如韩、朱。大任死于乌兰布通之役，朱天贵死于澎湖之役。三、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三藩，早有精神准备，事件爆发，毫不惊慌，从容应付。对台湾，更是多年观察筹备，时机一到，立即进行。其对俄罗斯的抗击，不但先派人出去，借打猎为名，侦探敌方情况，同时在瑷珲、齐齐哈尔修建木城作为抵御堡垒，向内蒙古科尔沁及锡伯等官屯征集粮食，备足三年需用。所以康熙说：“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以困逼之，鄂罗斯遂窘迫归顺。”[77]四、等待时机，不轻发动。康熙说：“《书》云：‘明四目，达四聪。’朕于天下无事不洞悉，然知之即发，亦非大体。”[78]这话在对处理西藏事件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第巴桑结多年隐瞒达赖五世之死，康熙已经调查十分清楚，直等到五十九年(一七二0年)，藏中大乱，乃云：“观此情况，似乎易结”。于是派兵护送青海的达赖六世入藏安床。从此西藏获得安定。

康熙的法制思想是主张“罪疑惟轻”，说：“与其绳以刑罚，使人怵惕文网，苟幸无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不忍为非”[79]他要“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这纯粹出于儒家思想。他的意思是，不能不教而诛。但对该当治罪的还要治。说“刑者所以禁暴止邪。若豪强猾奸宄，毋使漏网；贫弱无知者，虽偶失于宽，亦因此，对待贵族大吏则必要重处严惩。康亲王杰书的家人辱骂顾天府丞王维珍，即“从重治罪，伊主一并察议”[80]。太仆寺少卿胡简敬在本县地方作恶多端“一门济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告盗情，致毙人命”，即命将胡简敬“于彼处(本县)正法治罪”。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为官极恶，致使“蒲州之民，皆逃入山中”。康熙即派人往抚。嘱咐所派的人说： “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处立斩。”[81]这真是大快人心之举。当然，在封建时代，法律是经由地主阶级制定的，它是保护其阶级利益及种种特权的工具。但重视法纪与不重视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康熙本人的作风，对他的一生业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今举数点于下：

（一）不接受尊号

康熙在每次进行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朝臣藩属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坦率地讲出道理。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请上尊号。他说：“八年之间，外内骚动，兵民交困……倘若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82]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争取到台湾郑氏后，群臣以为海疆安谧，请上尊号，他说：“若称尊号，即入于矜张粉饰矣。”[83]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击退了俄罗斯入侵，喀尔喀蒙古请上尊号，他说：“自兹以后，无相侵扰，亲睦雍和，永享安乐，更胜于上尊号也”[84]。三十六年 (一六九七年)五月讨灭噶尔丹，大学士等请上尊号，他坚决地说；“朕之尊号，不必加，亦不必再奏。”[85]六月，又扩大规模地作请求，“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宫及远近士民．赴畅春园，请上尊号。”[86]他又坚拒说： “不必行，毋复再奏！”到他年五十岁时，群臣又请上尊号，这是第五次了，康熙曾讲出来一段话：“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87]在接连取得胜利之后，能够如此坚决地，拒绝颂扬，在封建帝王当中还是罕见的。

（二）不神化自己

康熙在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他六十四岁时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88]又有一次对臣下说，你们总是说“皇上由天授。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89]。他不回避触忌的言词。一次看到经筵讲稿《易经．乾卦》“亢龙有悔”一节下面注“不应讲”。他便说：“天道人事，亢则有悔。《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90]当然，康熙虽然能认识到不应神化自己，但他还是信天的，“朕思政事失于下，则灾患应于上”[91]。一闹地震他就修省，二遇天旱他就求雨。当然，求之古人破除迷信是很难的，’况且他是需要假神道以设教的。

（三）不骄傲自满

康熙说：“‘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能持满而已。”[92]一次命臣下撰拟谕旨，见其中有“海宇升平”等语，便告诫说：“自后谕旨中，凡此矜张盈满之言，勿复拟入”[93]这种能保持谦逊而不骄傲自满的态度，也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舍甫琴科

五、几点缺失

无论是谁，就其一生的活动事迹来看，有其优点，也必然要有其缺点。做为一个封建皇帝康熙更不能例外。因此，对待像康熙这样的历史人物，必须指出其缺失所在。在这里就所见到的姑举四点。

一、

没有建立一支科学技术队伍。康熙本人是颇嗜爱自然科学的。他曾接近过许多懂得科学技术的西洋天主教传教士，并且从他们学到了关于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他会使用仪器测量水势，还能计算闸口的流水量。在三藩战役中命南怀仁制造火器，因为“西洋炮轻便，便于运动”[94]。如此等等，决不能说他不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队伍。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应当是信赖祖传弓马惯技。所以他能由用侍卫练摔跤捉了鳖拜，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再就是，猜忌广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惟恐难于控制。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怎么说，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应当是他的一个巨大的缺失。

二、

闭关自守。在台湾问题解决后，于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四个海关，准许商人载货出洋贸易。据康熙自己说，这样作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并且可以使“富商大贾，懋迁有无”[95]当时沿海顿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样一直维持了将近三十年，到康熙五十年(一七二一年)又重行海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地人民和海外勾结生事。清朝从入关以来即感到沿海所谓“海寇”难于扫清；同时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很发达，所造出海贸易的船只，出去的多回来的少，更使得产生疑虑。最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经由清政府所承队的官商，即所谓“十三行”包办起来。闭关的政策无疑是会阻碍工商业的扩大发展，这就使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状态受到摧折。其更加严重的是，从此消息闭塞，无从竞争，最后落得中国光挨打。康熙也曾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可是并没有作出积极措施。这不仅仅是缺失，应当说是罪过。

三、

严酷的政治镇压。清朝到康熙后期，已然经过六七十年的统治，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内地人民对清朝的仇视情绪渐渐消逝。而康熙于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大兴“南山集文字狱”，案情内容姑不具述，自是因为触及所忌。而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而还将与之有文字牵涉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并株连众多。康熙在位期间发生过两起大的文字狱，一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 “庄廷拢明史案’，当时康熙年方十岁，可以说不负责任；《南山集》案是经康熙亲自处理的，竟如此残忍，其仁政之云何?还有处理明皇子事件。康熙四十七年(一七零八年)在山东捕获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强指他和浙江大岚山起义有联系，把一个七十六岁改姓瞒名，以教读为生的老塾师凌迟处死，以此与康熙在南巡中多次亲祭朱元璋陵相对照，又将何以自解?

四、

不定皇储。康熙建立皇储一事，从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颁诏中外”，到五十一年(一七二一年)“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96]，这将及四十年中间，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未能解决立谁的问题，夺嫡夺位的斗争即由此而业。康熙有二十多个儿子[97]，难道找不出来一个堪当储位的吗？及今观之，大概他是被诸子及贵戚等人包围，加上他晚年多疑，以致没有能够安排好此事。这虽然属于爱新觉罗一姓的家务，但是对人民和国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而也不能不算康熙的一个缺失。

结语

综观康熙一生的活动，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确是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不容抹煞。因为当十七、十八世纪之际，中国屹立东方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比以前巩固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费尽心机想要反分中国，总未得逞，这固然由于各族人民联结一起心向北京，但和康熙一生的努力经营是分不开的。论功行赏，他应当领到一个大份。他的缺失，也应当指出，上面举出了四点，此外还有。我们从历史上看，不论多么赫赫有功的人物，也必然有其缺失。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但我们却要指出来，为的是从中吸取教训，作为戒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2]《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戌申

[3]《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4][5][6]《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十二、二十四

[7]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第二神道碑

[8]《榕树全书》《文贞公（李光地）年谱》

[9][10]《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

[11]刘泽荣译：《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第一号

[12][13][14]《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彭春传、卷七圣祖本纪二

[15]张霭生：《河防述言 杂志》

[16]《靳文襄公奏疏》卷四、详陈臆说疏，卷一、河道蔽坏已极疏

[17][18]《清圣祖圣训》卷三十三治河

[1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九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戌寅

[20]《清圣祖圣训》治河

[21]《永定河志》宸章：《阅河长歌序》

[22]《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陆拢其：《论直隶兴除事宜疏》

[23][24]《清圣祖圣训》恤民

[25][26]《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27]吴荣光：《伊江笔录》卷下

[28]《清圣祖圣训》广种植

[2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30][3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32][33][34]《清圣祖圣训》蠲免

[3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

[36]吴荣光《伊江笔录》卷上

[37]《清圣祖圣训》恤民

[38]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记余事

[3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三康熙五十八年正月

[40][41]《清圣祖圣训》蠲赈、圣德

[41]吴廷夔：《清财政考略》

[42][43]《清圣祖圣训》圣德

[44]北大图书馆藏

[45]《清史稿》卷一百九选举志

[46]吴翊凤：《人史》

[47]《恕谷年谱》卷三

[48] [49]《刘泗宗作墓表》、《方苞作墓表》见《耆献类证 儒行》

[50]《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方苞传

[51][52][53]《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

[54] [55][56] 《清圣祖圣训》圣学、文教、法祖

[5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

[58]《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李光地传

[59]《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乙丑

[60][61][62] [63][64] 《清圣祖圣训》文教、圣学、圣治、饬臣工

[6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汤斌传

[66]《清圣祖圣训》饬臣工

[67][6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丙寅、卷一百十五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庚子

[69][70][71][72][73]《清圣祖圣训》治河、澄叙、圣治

[7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康熙五十年四月戊申

[75][76]《贰臣传》吴三桂列传、王辅臣传

[77]《清圣祖圣训》训将士

[7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丑

[79][80][81][82][83][84][85][86]《清圣祖圣训》圣治、慎刑、严法纪、圣德

[87][88][89][90] 《清圣祖圣训》圣德

[9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9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一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戌

[93]《清圣祖圣训》圣德

[9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八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庚子

[95]《清圣祖圣训》恤民

[96]《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三

[97]《清史稿》卷一六四皇子世表四康熙又三十五子，其中有十三个儿子早卒

竹潋

不定皇储

我觉得康熙晚年未立储君，倒不是害怕权力的分散。毕竟其时，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早已四海传扬，而他的儿子们最多也就是赢得朝臣的称赞，却无法得到他们的敬仰。

圣祖之所以在立储问题上迟疑不决，怕是最想立的立不了，立别人又心有不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