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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善坤的评价，实在是毁誉参半。
转一篇文章大家看着玩吧。
贡桑诺尔布与善坤
贡桑诺尔布的福晋叫善坤，是清宗室肃亲王之三女。其兄即是承袭肃亲王之爵出任理藩部大臣的善耆。后来沦为日本间谍的金璧辉（川岛芳子）就是善耆之女，善坤的内侄女。据吴恩和、邢复礼所著的《贡桑诺尔布》一文所载：“贡王婚后生活并不十分美满，这位肃亲王的女儿，自认为是郡主下嫁，娇纵非常。对贡王视如草芥，不只是毫无尊敬，有时还横加凌辱。一切行动都要秉承她的意旨。贡王内心虽然不满，但慑于阃威，敢怒不敢言”，虽然说得比较过分，但据民间流传的王府轶闻，大致与事实吻合。
贡王与善坤于光绪二十三年成婚，贡王时年16岁，善坤年17岁。婚后贡王终日研习书法和绘画，并研习音韵和诗赋格律，同时整理其父旺王的《如许斋诗集》。因两人感情不和，缺乏沟通，经常为琐事吵架。一旦吵架，善坤便以回娘家相协，旺王及其福晋就要训斥贡桑诺尔布，为善坤争理。旺王福晋是礼亲王之妹，论辈数是善坤姑姑，由于其一手调停，双方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婚后一年，善坤生一男孩，生下之后，当即死亡。据大夫说，善坤吸食白面，毒及腹内婴儿，致使婴儿中毒死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怀孕。贡王原来就对善坤吸食毒品不满，这次毒死婴儿，更使他非常气愤，与善坤大吵一顿，长期分居。善坤远离京师家庭，孤身塞外，夫妻失和，特别苦闷，就约了金二先生过府说书，时间一久，绯闻顿出。旺王非常生气，但考虑肃亲王的颜面，只是忍气吞声，装作不知。贡王在北平皇宫里承值，被封为乾清宫御前行走。当时正是戊戌变法的前奏，贡桑诺尔布与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交往甚厚，志同道合，互赠礼品，并用资金资助变法行动。正值变法高峰期间，旺王病势转重。喀喇沁王府派人催促贡王速回，贡王自正月返旗，侍候父亲，四月旺王病故，贡王又处理府内外诸多事情，十二月末贡桑诺尔布进京，承袭喀喇沁右旗郡王衔兼札萨克之职，慈禧并恩赏他“著加恩在西苑内骑马，并乘坐拖床”，又赏黄缰。在贡王袭职过程中，朝中保皇派荣禄、刚毅等坚决主张逮捕贡王，追究他参加戊戌变法之事。但贡王没有参加过“百日维新”。事实也确实如此。慈禧考虑到喀喇沁右旗在内外蒙各旗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如果对贡王治罪，势必引起人外蒙的动荡不安，再者康梁变法已成昨日烟云，不但没治罪，还恩赏有加。此次袭职，善坤之兄善耆也出了大力，这次进京时善坤也随同回京省亲。在肃王府里，善耆对妹妹严厉责备，晓之以理，使善坤顿生悔意，加之贡王感激妻兄善耆为其援手之德，夫妻合好。1902年，喀喇沁旗推行新政，各项改革举措，纷纷出台，先后办起了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贡王于三月考察日本回来之后，把办女学堂之意向善坤透露，善坤极力赞成支持并自荐要当校长，贡王自乐得应承。联想到1901年办“娘子军”时善坤不惜身份，与其他女兵一起摸爬滚打时，贡王笑了，此阶段也正是贡王与善坤夫妻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毓正女学堂日籍教员河原操子的眼里，当时“王妃一直爱慕进步和文明，为了进步和文明，为了使旗内人民幸福，她认为必须吸取先进国家的文明，因而她的家庭日常工作，样样都要改善与革新，但受到他人的劝说和压迫时，不管事情的好坏，给予拒绝和反驳是常事，这是她性格刚强、头脑明敏的原故。”
王妃爱好自由活泼的运动，常常骑马奔驰在郊外，她还天天到女学堂和学生一齐学习，习字课的时间就帮助教师教学。她手把手地指导那些幼龄儿童运笔。福晋她是富于感情、心软好掉眼泪的人，因此，一旦被信任，就是外姓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就像亲妹妹一样看待，对侧室生的两个女孩，也像亲生儿女一样疼爱，使王室的家庭洋溢着温情，充满着春意。
在毓正女学堂开学典礼上，校长善坤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福晋演说大话要旨如下（旧版里登载了讲稿原文，当这次新版发行之际作了意译）：
男子和女子本来是平等的人，但我 国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不对的，一般不求学是极普通的。但是大家想想看，作为一个人，假若不学习的话，得不到知识，没有见解，不是成了一个没用的人，白活一辈子吗？男女本来应当是平等的，之所以男的成了尊贵的，女的变得卑贱的原因，就是由于学习与不学习所造成的。
凡是男子，有符合男子份内应做的事业；女子，有合乎女子身份的事业。关于国家的事，男子应当专心尽力地去做，家里的工作主要属于女子的责任。假如女子没有学问，又缺乏才能的话，男子就不得不兼做家里的工作，其结果就要耽误属于男子份内的国家的事业。因此，去年冬季设立了崇正学堂，今年夏天设立了守正学堂，现在为了女子又开设了毓正学堂，然而不懂这道理的人们，说什么设立这些学堂不经济啦，什么白受累啦等，好像做了多余的事情似的进行反对。至于世界各国的兴盛与蒙古的衰弱是由学与不学给区分开的，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察觉到。
女子教育是非常紧迫而重要的。女子结婚后，成为一家的主妇，要处理家务和教育子女，哪一样都需要知识。所以各国都在发展女子教育，甚至普及到了没有一个文盲的程度，连我国的男子也不及他们女子进步。这些事情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详细说明的，但总地来说学习文化是获得各处知识的根本。一切礼貌、举止、言谈等对女子来说也是极重要的。把这两方面的事情，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通过学堂来完成的话，蒙古的妇女们也能和各国妇女一样会进步的。
这次河原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了我们这里。大家要听从老师的教导，努力学习，不要虎头蛇尾，要始终坚持下去。只有这样，从事建校官员们的劳累，王爷和我的一片苦心才不算白费，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满足的了。
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王府的教学生涯中，与善坤友谊甚笃，在河原女士聘任期满奉命回国时，善坤又写了挽留信终于使河原女士又在喀喇沁王府滞留四年之久。信的原文如下：
下田歌子女士，拜启，久闻芳名，恨未识荆，敝地教化未兴，人民顽陋，女学尤所未耕，去年曾创办学堂以开风气，惟师范难求，幸令徙河原史士具此热心，不以寒苦肯来教授，感佩之至，兹未年余而进步之速实同意外，将来敝地妇女之输入文明，无非出自先生也。惟去冬契约暂定一年，今将期与女史续约多处数年俾得教化普及地方，幸甚！尚望函致女史请其多处，不胜盼甚。再前承厚拜谢，久慕芳名未知何目拜识也，专此敬请文安。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喀喇沁王福晋
从河原操子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坤是一个通情达理、富有一定事业心的人。在1904年，三学堂日益庞大的开支已使喀喇沁王府财力捉襟见肘，一些人主张解散学堂，或削减一切开支，实行收费教育。贡王坚决不同意，把自己历年积攒的俸银三千余两交由度支局开支，又把府内珍藏的珍宝、古董、字画、“燕贻堂”的行头拿到北平变卖，一齐投入学堂。杯水车薪，依然无济于事。善坤在贡王的劝说下，也忍痛把私房银子二千两和金银拿出变卖，所得一并捐助办学，但最后还是把汤土沟、孟干沟放垦，把放垦所得作为办学经费，使三学堂顺利办了下去。但王府内囊已空，善坤开始心灰意冷，对办学热情锐减。据汪国钧《蒙古纪闻》所述：善坤“每向学生探问各村人家务事体，遇有品行端庄者，答言不知，福晋恨恨，谓此生不服也；其有饶舌之学生，则各家中事无巨细，有向必对，且添词饰足，无微不至，谓此生伶俐，可以造就，奖赏纷纷。后成习惯，学生效尤，品行低落，或有以此技陷害复仇者不知凡几，各村人等至有不敢呼吸之虞。女学生身体不和，且考试之时，各生品行点数，不依教员评定，已经缮就之成绩表，呈到福晋处，依福晋爱恶加减其品行点数。致使学生志气沮丧。至光绪三十年以后，有两考期之成绩表皆于福晋处留中不发，经王爷催之再三，始终未曾发出，光绪三十四年秋，福晋进京，毓正女学堂经费无着，学堂亦随之渐渐消灭。”
善坤当时对事业如此，在夫妻关系上和家庭关系上也日渐紧张，平时总是唠唠叨叨，埋怨贡王办学，使府内经济亏空，几次向贡王索要私房银子和其金银首饰，并且和二奶奶（贡王侧室）鲍金花不断发生口角。贡王侧室鲍金花是海堂川一户大姓家里的闺女，和贡王生母以姑侄辈称之，在王府内派女差，性格温顺，经贡王生母做主，给贡王做了侧室，生了两个女儿。善坤开始对侧室生的两个女儿爱若己出，在此时也开始讨厌有加，对善坤不安于室，贡王和其侧室只好忍气吞声，善坤自光绪三十四年回京后，多数时间都住在肃亲王府。贡王在民国元年（1912）就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其侧室留在喀喇沁王府侍奉其生母，善坤始肯住进北平喀喇沁王府。辛亥革命tuifan清廷统治，清宗室皆成丧家之犬，善耆秘密与日本勾结，组织“复兴社”，对此贡王不以为然，肃亲王见贡王已过四十，尚无子嗣，就劝善坤搞好与贡王的关系，善坤把自己的一个侍女嫁与贡王做了侧室，但这个姓白叫季儿的侧室和贡王共生活了二年多，就因生女儿被善坤折磨而死，其女儿就是远嫁新疆土尔扈特部汗王满楚克扎布的乌静彬，善坤又请媒婆上门，让挑些良家妇女，有宜男之相娶之。一日，媒婆领来了十个姑娘，其中一个长得最丑的苗姓姑娘被留下，苗姓姑娘之父是北平菜农，这个苗姓侧室给贡王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笃多博，次子笃多吉。此时的贡王，虽有两项俸银（一为蒙藏事务局总裁，一为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但大都被善坤装进腰包，道胜、正金两银行的债务像两座大山压在贡王头上，这些因为学堂所欠债务本可转向喀喇沁旗，向旗民摊派，但贡王宁愿自己做难，不愿让旗民负担，生活一直困苦。善坤利用贡王俸银做买卖，因其不善经营，经常被人哄骗，生活也远不如肃亲王府得势之时。贡王于1930年逝世，时年59岁。善坤于1934年去世，时年64岁。 | 
发表于 2008-5-7 2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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