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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二十三年（1684）首次南巡，此后不久6岁的四公主就平安地出了天花。中原地区在每年的冬春季节，都是天花的高发期。天花也称痘症，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四公主的祖父顺治、堂伯祖岳讬、曾叔祖多铎全都死于天花。而她的阿玛（满语的父亲称谓）当年之所以能被立为皇位的继承人，就是因为已经生过天花，一辈子都有了免疫力，因而顺利地生天花也被看作一件“喜事”。
由于出天花关系生死，即使像康熙这样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儿女出花也亲自过问，内务府总管要及时向康熙汇报病情，有关档案中就详细记录了四公主出花的情况，诸如“本月二十三日，格格开始出痘发热”，“二十六日经大夫甄玉俊、陈天祥看视，报格格已有喜事是实（指天花已经生出痘）”。当出花第十二天——也就是开始“痘皮外剥，痘痂渐平（即在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麻子）”时，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送圣”仪式。
四公主出痘“送圣”仪式的规格是否同诸阿哥的一样，内务府总管特请康熙帝示下，康熙在硃批中明确写道：一切事例俱照先前阿哥“送圣”之例。为了给四公主出痘“送圣”：用纸糊的“轿三乘，马三匹，香亭一座，船一只，宝幡一架，伞三把，阳屏四个”，“金银元宝四百个，饽饽一百个，猪一口，羊一口，酒一大瓶”，此外还要准备杭州细绸制造的“冠、袍、带、履”及轿夫、乐工、持仪仗者所穿的霄羽衣，太医院大夫所背的红绸缎、所插的金花等物。从送圣仪式的规格反映出，康熙对格格的关爱并不亚于阿哥。
康熙对满蒙结盟——特别是同漠南各部联姻的重视，因之而形成的就是备指额驸的制度，据《大清会典》所载：漠南各部在每年10月以前把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贵族子弟的名单上报到理藩院，作为清朝皇帝挑选额驸的依据。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嫁到蒙古草原、以血缘姻亲强化北方的防务，已经成为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北京皇宫内院长大的公主，很难一下子适应塞外的环境，语言隔阂与身体素质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学习蒙语与增强身体素质都需要时间。呼啸的北风、扑面的雪花、以牛羊肉为主的饮食以及缺医少药的生活环境，凡此种种即使是离中原相对近得多的漠南各部，也都无一例外地存在。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为了提高公主们适应塞外生活的能力，康熙把女儿们出阁的年龄往后推。清开国以来一直实行早婚，在十二三岁就把公主嫁出去，到十六七岁就算是晚婚了，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顺治时期。康熙把公主出阁的年龄推迟到十八九岁，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都是19岁才下嫁的。
需要一提的是：康熙从未把女儿嫁给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虚构的那样。在康熙的八个成年女儿中有六个嫁给了蒙古各部，其中四个分别嫁给了漠南蒙古的巴林部、喀喇沁部、翁牛特部、科尔沁部；出于同漠北蒙古联姻的考虑又把两个公主分别嫁给了漠北喀尔喀左翼的土谢图汗部以及从土谢图汗部分出去的赛音诺颜部。如果再加上大公主，在康熙时共有七位皇家女儿担负起巩固满蒙联盟的重任。
当四公主到了该考虑婚嫁的年龄，同漠北蒙古联姻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19岁的四公主就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个远嫁到漠北喀尔喀的皇家女儿。
为了加强喀尔喀的向心力，康熙决定在漠北蒙古贵族子弟中选择四额驸。喀尔喀三汗中最有实力、影响最大的是土谢图汗。而此次漠北喀尔喀的内迁与归附主要靠的是察珲多尔济的带动与其弟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推动，因而察珲多尔济之孙、噶勒丹多尔济之子敦多布多尔济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尽管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活佛都迫切期望尽快迎娶公主，但康熙却坚持要为女儿下嫁准备一份最为厚重的陪嫁，这份陪嫁就是彻底摧毁占据漠北的噶尔丹，让喀尔喀三部重返世代游牧的故地。为此康熙在三十五年二月进行第二次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向盘踞漠北的噶尔丹发起总攻，一举收复了大漠以北的广袤牧地，喀尔喀终于回到阔别数年的家乡。
当喀尔喀返回漠北后，按说就该为四公主与敦多布多尔济择期举行婚礼。但康熙要以彻底消除噶尔丹对漠北的威胁，来为婚礼锦上添花。同年十一月康熙再次出边，为第三次亲征做准备。此时的噶尔丹已经精锐丧尽，深谙困兽犹斗之道的康熙，绝不会给造成漠北10年战乱的噶尔丹以喘息之机，遂决定推迟婚期，筹划第三次亲征。
噶尔丹败亡的特大喜讯，成为四公主婚礼的前奏，康熙在从宁夏班师的途中，特意在皇太子胤礽的奏折上写道：“原想将四公主嫁给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孙敦多布多尔济，因噶尔丹未灭，故拖延至此。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都已前来……谨请皇太后旨。”看得出，四公主的娘家与婆家都已经开始筹备拖了一年多的婚礼，而喀尔喀重返漠北与四公主出阁完婚，无论对清朝还是对喀尔喀都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同年十一月，被封为和硕恪靖公主的四公主与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喜结连理。
沿古道所建立的行宫以及行宫里一幅幅御笔亲书的对联，留下了康熙太多的印记：建于康熙二十二年的刘家庄行宫的正殿东面房间悬挂着康熙手书的对联，上联是“人家烟见翠微里”，下联是“天宇晴开碧嶂头”；而西面供奉佛龛房间的对联是“香云徧满华严界，甘露长滋福慧田”；后殿悬挂着“远翠云标”的匾额；后殿东面的房间的对联是“最宜观处皆成画，于暂闲时辄咏诗”，西面房间的对联是“迳幽仍隐绿，窗启乍来春”。建于康熙三十二年的要亭行宫正殿的东墙上悬挂着康熙手书的对联“正喜轩窗无俗韵，更赏风物报新秋”；西面供奉佛龛房间的对联是“彼岸同登通筏喻，即心有契悟传灯”；而后殿外檐的匾额是“周赏远豁”……
四公主是嫁出去的女儿，但不是泼出去的水。她的阿玛时刻惦记着远嫁到漠北的骨肉，曾到漠北御驾亲征的康熙，当然了解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为了能使四公主的生活有所改善，康熙决定在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建一座公主府让女儿长期居住。公主府占地累计约一万六千七百亩，五进的院落不要说在塞外即使在京城也不多见。公主府的正殿悬挂着康熙御笔亲书的“肃娴礼范”的匾额，匾额四框饰有龙纹，龙眼上所镶嵌的宝石则发射出威严的光茫；正殿东侧的暖阁是公主的卧室，墙壁上悬挂着由翡翠、珠宝镶嵌成的“山水画”。
四公主远嫁一年多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去世，因噶勒丹多尔济已经在此之前去世，遂由噶勒丹多尔济之子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在三十八年（1699）承袭土谢图汗。
清政府又在围场附近的承德开始修建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以便于漠南、漠北的蒙古各部首领朝觐，这也就为四公主到行宫给皇阿玛请安并与护卫皇帝避暑、行猎的兄弟会面提供了方便。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请安令四公主终身难忘，康熙在女儿请安后前往四公主府。皇帝的驾临，对于四公主、四额驸以及喀尔喀都是件颜面有光的大事。
转眼就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公主出阁已经15年，而她的父亲也到了六旬万寿之期。为了给康熙祝寿，漠南内蒙古与漠北喀尔喀各部于一年前就在热河行宫外面武烈河东的磬锤峰上建溥仁寺，以“溥仁”为名就足以反映出蒙古各部对康熙施恩喀尔喀的感激之情。溥仁寺是外八庙中的第一座，也是惟一一处由蒙古王公倡议修建的。这一年八月，康熙在行围中，特赐喀尔喀王公、台吉等衣帽、银币、鞍马等物。
康熙在六十年（1721）对哲布尊丹巴活佛说道：“岁癸卯（1723）朕年七十，尔年九十，是年尔必来，无食言。”然而康熙在癸卯年的前一年——壬寅年十一月甲午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去世，90高龄的活佛在得悉康熙驾崩后不远数千里来到京城谒见梓宫，在了却夙愿后于癸卯年正月甲午日在北京圆寂。为了贯彻康熙帝以喀尔喀为长城的战略，雍正在活佛圆寂后的第三天——丙申日亲自吊唁哲布尊丹巴，“悬帕供茶”，而且特别强调：活佛“非寻常僧人比”，“皇考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图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足以显示“佛果圣因，证明不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之前已经暗示：转世灵童在嫡亲血胤中产生，因而四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的庶子继为哲布尊丹巴活佛。
四公主的弟弟雍正也非常重视同喀尔喀的联姻，在雍正元年即将四公主从和硕公主晋升为固伦公主。在四额驸去世两年后，雍正又把所抚养的侄女——怡亲王允祥的女儿和硕和惠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的堂弟多尔济色布腾，在加强联姻的同时也能对寡居的四公主有所关照。雍正并非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远嫁漠北，他的女儿中只有一个长大成人，而且在他即位前13年就已经出阁。但雍正的设想，却由于多尔济色布腾、和惠公主的相继去世而落空。四公主人生历程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让多尔济色布腾与和惠公主的孩子享受到亲情。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的一天，四公主平静地走了，享年57岁。四公主的遗骨就像她的后裔一样，留在了漠北。
在姻亲血缘的作用下，中原与漠北、京城与库仑的联系愈发密切，喀尔喀已经成为屏藩北疆的“长城”。在雍正抗击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所发动的战争中，土谢图汗家族的丹津多尔济（察珲多尔济之侄、额驸多尔济色布腾之父）、车木楚克那木札勒（察珲多尔济之侄）、成衮扎布（车木楚克那木札勒之子）均亲冒锋镝参战。车木楚克那木札勒甚至带病作战，直至“中铳阵殁”。而在乾隆同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的较量中，丹津多尔济之孙桑斋多尔济在得悉阿睦尔撒纳叛逃后不仅立即带兵追击，而且传令沿途保护好军粮防止被叛军劫掠；原本负责转运军粮的齐巴克雅喇木丕勒（车木楚克那木札勒之孙），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立即前往援助被叛军围困在伊犁的征西将军班第，迭经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大义凛然，矢志不渝……愈发凸显出，横亘于漠北的那条用血肉之躯构筑起的长城，固若金汤。 | 
发表于 2006-11-1 10:2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