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珍 学苑出版社 2003年第2版第2次印刷
中国封建帝王的婚龄大都很早，康熙帝玄烨更属早中之早。
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孝庄选定四辅臣之一索尼之子，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行纳聘礼。同年九月初八日，玄烨遵照祖母慈命，与赫舍里氏举行了大婚典礼。新郎的实际年龄是十一岁又六个月，新娘十一岁又九个月，两人是清代帝后大婚时年龄最轻者。除去册立皇后外，此次并未册封妃嫔，但从玄烨早期子女出生情况看，这一时期除去皇后赫舍里氏，他身边还另有一些女孩子相伴，只是暂未进封主位、得享名号罢了。
玄烨早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孝庄考虑到朝政的需要。当时，辅臣们辅政四载，政局大体安定，但弊端与问题也逐渐暴露，鳌拜专权倾向明显，构成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皇帝亲政，是遏制鳌拜势力进一步发展的良策，但因玄烨过于年幼儿无法实现。于是，孝庄采取过渡性步骤，让爱孙尽早举行大婚，以此显示他已长大成人，不再是没有发言权的幼童。
玄烨在大婚当月，首次谒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同年十月初，又首次“幸南苑行围”。这两项几乎持续他一生的活动，在大婚前即已开始，但其身分及行为的意义，前后皆有不同。如果说以往玄烨是以幼孙、子辈之礼向祖母、嫡母请安，以儿童戏耍、习武的形式前去南苑，此时他则是一位已经完婚，不可再因年小而予轻视的青年皇帝了。所以，《清圣祖实录》中首次记录玄烨向两宫请安，以及去南苑围猎之事，都是在他大婚之后。
孝庄果断做出让孙儿大婚的决定，为鳌拜等人的揽权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使玄烨得以较早处理政务，在治国实践中学习提高。如果玄烨的大婚向后推迟，没有其后整四年的精心准备与积蓄力量，康熙八年铲除鳌拜集团就会十分困难。而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危害愈大，铲除的难度也愈大，必将后患无穷。
玄烨早婚的另一原因，[Point=200]是由于孝庄发现孙儿发育早熟，对异性已有渴求和需要。
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返国，被国君问及玄烨的情况。使臣说，玄烨“年虽少而颇壮大。往年宫女有生男者，今年又有怀孕者，外人无不知之，而甚讳之。盖先出者当为长子，故嫌其妾出也。”① 这时，玄烨尚不足14周岁，也就是说，他至迟在十一、二岁，已对异性产生强烈兴趣并有了接触，其所处环境，又为充分满足他的这种需要，提供了便利条件。玄烨的第一个孩子皇长子承瑞生于康熙六年（1667年）九月，距大婚整整两年后，他年仅13周岁半。孝庄急于让孙儿成婚，其中一重要目的，是防止孙儿大婚前便有子嗣而有伤君德，因此未雨绸缪。
这对少年帝后感情如何？尽管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下述情况也颇能说明问题。
康熙十三年（1674年），赫舍里氏因难产去世，玄烨亲制册文痛悼，其中固然有溢美之辞，但仍可看出赫舍里氏具有以下特点。
她入宫后一直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相处融洽，博得两人的好感与欢心，即册文中说她“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诚诚孝，”（明月按：这句大概是杨珍奶奶抄录错了，一般行文是“克诚克孝”，参见玄烨给礼部的上谕）“勤两宫之孝养，娴以承颜，”“积深爱以事两宫，每迎色笑。”② 一个年幼的女孩子，能够在清宫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处处得体，很不简单。
玄烨与祖母感情至深，祖母的好恶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孝庄始终对赫舍里氏印象良好，这对于玄烨与皇后之间建立并加深感情，是一必不可少的促进因素，而皇帝、皇后情投意合，也使孝庄深感欣慰，对孙媳更为满意，喜爱。看来赫舍里氏年纪虽小，却颇有心计，在人情世故上练达而聪慧。
顺治帝执意废黜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她“处心弗端，且嫉刻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一举动，靡不猜防，朕故别居，不与接见。”③ 赫舍里氏则与之相反，她“遇九御以宽和，恩能逮下，”“勤以率下，亲执事于内宫；慈以明恩，协欢心于诸御。”她比较大度，能够坦然地对待玄烨与其她女性的接触，未曾因此流露不快，而且和那些实际上是玄烨妃嫔的女孩子，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不论赫舍里氏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她的上述表现，完全符合封建伦理准则，自然为孝庄和玄烨首肯。这也从侧面表明，她虽然生在满洲贵族之家，但入宫前已在一定程度受到汉族封建文化及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三从四德观念已深深印在她年幼的头脑中，不自觉地成为她的处世指南。
玄烨称赞赫舍里氏“佐朕治理，惟敬惟勤，节俭居身，宽仁逮下，仪型允备，淑德著闻。”“樛葛之庇，弥见其幽闲，簪珥之言，尝发于恳挚，毗予不逮，得尔为多。”④ 表明赫舍里氏虽然是中宫皇后，但较有自知之明，不务矜夸，谦逊、节俭，而后一点，既为当时清朝不是很充裕的经济状况所要求，也正是孝庄及玄烨本人大力提倡，躬亲实践的。赫舍里氏不仅很合太皇太后和皇帝的心意，是玄烨的贤内助，看来还颇有人缘，赢得举朝上下一致好评。
能有这样一位通情达理、温柔贤淑，具有大家闺秀风范的少女作为自己的皇后，玄烨是很满意的。他深深地感激祖母为自己的选择，钦佩祖母的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长，他与皇后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步加深。
康熙八年（1669年）十二月底，赫舍里氏生下一个男孩，这是玄烨的嫡长子。玄烨为新生的婴儿取名承祜，顾名思义，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承受上苍护佑，健康地长大成人。嫡长子的诞生，巩固了赫舍里氏的中宫地位，她为大清王朝后继有人、延续世系做出贡献，并由此进一步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欢心，与夫君的关系也更为亲密。
小承祜聪颖乖巧，活泼可爱，被玄烨视做掌上明珠。可是，这位娇儿却未能像其皇父所企盼的那样，得到神明的眷佑，仅两岁半就病亡了。康熙十一年二月初六，正在赤城汤泉陪伴祖母的玄烨惊闻这一噩耗，多日郁闷难解，随扈大臣看到他情绪低沉，反复劝请他节哀。玄烨是一比较理智，自控能力较强的人。在承祜之前，已有几个皇子公主先后患病幼殇，但他都不曾受到这样大的震动。这除去因承祜是他唯一嫡子，表明他头脑中封建正统思想浓厚外，其中还有赫舍里氏的因素。玄烨与皇后感情笃深，对这一稚子的离去也就倍感痛惜。
承祜之死对赫舍里氏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这是她唯一的亲生骨肉。很可能从这时起，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变得孱弱、多病。
康熙十一年（1672年）秋末冬初，正使季节转换、旧症易发之际。玄烨陪同祖母自遵化汤泉返京途中，突然接到中宫有恙的奏报。十月初二日，听过从京城赶来的太医院官武超众讲述皇后病情，他立即详细询问治疗方案；同时又叮嘱武超众，因太皇太后的病刚刚痊愈，“尔等勿得妄行奏闻，恐致太皇太后忧虑。”然而，武超众看到皇上极为不安的神情，又虑及太皇太后一向疼爱皇后，深怕万一皇后出事，事前未得奏报，罪不敢当，所以没有从命，随后就奏告了太皇太后。玄烨得知，并没有责怪武超众，反以“不解朕意”为之开脱，表现出他既不愿让祖母担忧，又觉得皇后之病事大，祖母理应得闻的矛盾心态。这一点在下述事实中显得更为突出。
果然，孝庄听说皇后生病，立即催促玄烨说：“我已痊愈，中宫有恙，可速往视之。”玄烨没有遵命，对祖母解释道：“中宫虽病，自有定数，臣去亦无益。况臣特奉太皇太后来此，必须同往。”两天后，京城传来皇后病剧的消息，孝庄以命令的口吻告诉爱孙：“尔欲奉我同行固是，但中宫病剧，可速往省视，若病势痊可，不妨再来相迎。”她很理解玄烨不愿因此偏离孝道的苦衷，又和缓地补充道：“况尔奉我同行，固为孝思，遵命前往，亦孝道也。”玄烨这才以“不敢违太皇太后慈旨”为由，决定遵旨前去，并对随扈学士傅达礼交待道：“朕……即刻起行，一省皇后，仍即来迎。”④ 十月初四下午申时，天色已经转暗，玄烨起驾速行，归心似箭，初五日凌晨寅时，终于迈进皇后的寝宫。玄烨的突然到来，带给赫舍里氏莫大喜悦，这是世间医治疾病最宝贵的灵丹妙药。
与夫君分别月余后重逢的欢欣，驱除了赫舍里氏缠身的病魔，同玄烨聚首之始，她的身体即开始好转，这表明她对玄烨十分眷恋，在精神、情感上都非常需要玄烨的慰藉；同时也说明玄烨很善于体贴皇后，只要在她身边，就尽可能地给予充分的爱抚。
玄烨陪伴赫舍里氏度过整整一天，当他见到皇后的身体、精神都大有起色，便于初六日寅时起程往迎祖母。几个时辰后，祖孙在京畿东部三河县相遇，玄烨“启奏皇后病痊，”孝庄也为之感到欣慰。两天后，他们平安返抵京城。
上述事例，体现出孝庄、玄烨及赫舍里氏之间的相互体贴与照顾。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及皇后，是玄烨家中高居最上层的4位，他们之间关系如何，表现上看是皇家内部之事，实质上对于稳固朝纲，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起有削弱或加强作用。因为只有他们和谐相处，团结无隙，才能保证玄烨集中精力料理国政，无后顾之忧，这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尚很尖锐，三藩反叛之心已露端倪的客观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换言之，他们能够相互谅解，配合默契，也是其所处特定时代与环境所需求的。当时距清朝入关不足三十年，新兴的满洲统治者仍然壮志勃勃，充满朝气，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正酝酿在胚胎之中。玄烨家中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满族统治者及清朝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这一总的发展趋势的反映。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叛的消息传至。未几，“朱三太子”杨起隆于京城放火举事，一时人心惶惶，有些京城百姓欲往西山逃避。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四月，清廷处死在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恰在此时，赫舍里氏再次临产。
心境平稳与否，对产妇来讲至关重要，在接生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形下，更是这样。赫舍里氏尚不满21周岁，正值生育的最佳年龄，数年前又曾顺利地分娩过一次，此次竟出现意外，与她因当时局势而产生紧张担忧的情绪，不能没有关系。
五月初三日上午巳时，赫舍里氏如愿以偿，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但也为之耗尽全部力量，于下午申时逝于坤宁宫。她是清代皇后中去世时年纪最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难产而早卒的（明月按：这句就是皇后的两项“清代后妃之最”的出处了）。
再得嫡子与痛失皇后接踵发生，仅仅相隔两个时辰，玄烨从大喜转入大悲，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为此“辍朝五日；”给赫舍里氏上谥号“仁孝皇后”；不久又将岳父噶布喇封为一等公，世袭罔替。
玄烨对亡后的怀念，充分表现在下述一系列悼念活动中。
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五日，赫舍里氏去世后第三天，玄烨“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从这一日起直到二十七日，除个别时候外，他几乎每天都去梓宫前举哀。二十七日上午，他亲自将梓宫送往京师北郊沙河地区的巩华城。在梓宫安放处，玄烨又默哀许久，直到晚上戌时才返宫。
独自留在巩华城的赫舍里氏不应感到孤寂，因为她依然在牵着玄烨的心。果然，仅相隔一天，五月二十九日一早，玄烨又来到这里，举哀如旧。
据《康熙起居注》统计，康熙十三年六月至十二月，玄烨去巩华城34次，平均每月4.85次。十四年去24次，平均每月2次，其中赫舍里氏去世周年的前一天，康熙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一早，玄烨提前赶至巩华城，当晚留宿一夜，翌日亲行致祭后返回。十五年去15次，平均每月1.25次。
赫舍里氏死后，三年之内玄烨没有再立皇后，直至十六年八月，他才遵照祖母之命册立第二位皇后。然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他仍旧去巩华城7次，平均每月1次。十三年至十六年，玄烨共去80次。这四年内，每逢除夕的前一日，玄烨都无例外地去巩华城陪伴亡灵，日暮方归。特别是十六年除夕前一日，这时他已有了第二位皇后，却一如既往，冒着严寒前去。更让人瞩目的是，十六年九月十日，距第二次立后刚过十几天，玄烨竟不顾大喜之期应有避讳，“驾往阅仁孝皇后山陵”⑤ ，亲自检视将要葬入赫舍里氏的陵寝。
有关史料记载中，并无玄烨如何痛悼亡后的详尽描述，但上述事实足以表明，他念记旧情，不改初衷，对亡后的怀念至深至切。这一切发生在一位正当盛年，妃嫔众多的封建皇帝身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时恰值平叛战争的最初几年，三藩气焰嚣张，占据了广大地区，清军出师不利，王朝处于危急之中。如此窘迫的局势下，玄烨日理万机，紧张、忙碌的程度可想而之。他一向重视自己的令名，以求为民表率，流芳百世，而上述种种痛悼亡后的举措，却似乎有些感情压倒理智。玄烨不管臣工有否非议，尽情地表达对亡妻的怀思，表明他对于自己与赫舍里氏之间自小建立的和谐情感，怀有深深的留恋。
玄烨这些不同寻常的做法，连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也有所闻，可见朝野上下颇有议论。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自清廷返回的朝鲜使臣向国王报告说：“清皇（玄烨）不恤国事，……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⑥ “不恤国事”言过其辞，但最后一句所言，显然是真实的。
作为康熙帝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与玄烨共同生活十载。她本人未曾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但事实上对玄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其所有后妃中，是最重要的一位。玄烨大婚后最初十年，对于整个康熙朝的发展，乃至奠定康乾盛世的坚实基础，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这十年中玄烨的所作所为，应当说与赫舍里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以自己“宫闱式化，淑德彰闻”的行动，给予玄烨有力的支持。由于皇后的得力辅佐与勤理内治，玄烨能够在祖母的指导下，顺利渡过他继位后的早期阶段，为其后近半个世纪的出色统治，开了一个好头。这其中有赫舍里氏一份功劳，她对于康熙朝早期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初三日，是赫舍里氏去世三周年祭日。初二日上午，玄烨来到巩华城，当晚留宿彼处，翌日亲行三期致祭礼后返宫。从初二日巳时至初三日巳时，玄烨在巩华城停留了一整天。此次他的心情不同以往，因为即将册立第二为皇后。玄烨将二次册后，一直拖至赫舍里氏3年丧期已满之时，而且是在当年五月十一日，即三周年祭日过去整七天后，他才正式向礼部颁发谕旨，反映出他缅怀亡后，尽责尽礼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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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953页。
② 张采田编：《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80—81页。
③ 张采田编：《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52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8页。
⑤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26页。
⑥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册，第4036页。[/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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