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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月楼，野史和某些所谓专家肯定容妃居于此，并且言之凿凿，近年有一假冒“清史学家”阎某某，抄袭高阳先生的文章，在他的《正说清朝XX帝》一书中炮制出乾隆为容妃修建宝月楼之几大理由，显然十分荒谬！我认为，有一点现在应该明确，对于容妃而言，宝月楼的用途在于“登”而非“住”！近日我重读了《御制宝月楼记》全文，引发一些感想和推测，与大家分享，欢迎批评指正。另外文中所引诗文由熙隆翻译，特此鸣谢！
首先，根据戴逸先生的观点，宝月楼的营建与容妃无涉，《御制宝月楼记》写得清楚：“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之秋。”戊寅年即指乾隆二十三年，这是在容妃入宫前的两年，高宗不可能有如此预见性！正如他所写：“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宝月楼最初用途只是做为西苑正南一处遮蔽和配景。第一次看到《御制宝月楼记》是在孟森（心史）先生的《香妃考实》一文中，引文上来就是“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蒸亭。”但是孟森又提到，文中又颇多隐晦暧昧之语，如“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又有“予亦不知其何情也！”都是如此。似于正襟威坐的官方论调之外，还有一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言外之意。所以不禁让人要问：《御制宝月楼记》到底写于何时？如果是在宝月楼落成的乾隆二十三年秋，那么可以肯定这一切与容妃毫无关系。
近日读到此文全篇，终于恍然而悟！原来文章开头，高宗即明确写道：“文有神会，落笔可以千言；典有时来，待机不妨数岁。宝月楼记之作，迟速盖有如是。”文中一处又说：“久欲为记，辄以片时来往，率即成咏罢辍。兹始叙而记之。盖兹楼之经始也。”他解释为什么迟迟才给宝月楼作记，是因为之前时机未到，不妨等几年再说。显然《御制宝月楼记》写于宝月楼落成“数岁”之后，起码在两年以后。乾隆23年（戊寅）宝月楼开始修建到落成，均无诗文，第二年乾隆24年（已卯）只有一首诗，从内容上大约可以推断为夏季，可能因为宝月楼对面的回子营已经完工，需要登楼视察。因为从这一年的九月，奉旨迁京的维吾尔王公就开始陆续抵达，容妃与她的哥哥就是年底到京的。
事情在乾隆25年（庚辰）盛夏至初秋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说“典有时来，待机不妨数岁”，如果这个时机不来，宝月楼也许永远不会有御制文和诗，这期间纯皇竟一口气写了四首宝月楼诗，不排除《御制宝月楼记》也写于此时的可能。此前宝月楼无非是南海尽处一个遮挡之楼，到25年夏秋之际，它的意义发了变化。高宗一生在此留诗颇多，可以排入西苑诸景前三名，当然无法与瀛台和紫光阁等处相比，此两处诗作内容多反应重大政治活动，但以官方论调，宝月楼的实际功用无非就是配景，所以孟森先生说，这本身就说明宝月楼恰是高宗是一处“绝可留恋之地”。两年前就早已落成的宝月楼，为何“待机数岁”在乾隆25年夏秋突然受此重视呢？这年一系列宝月楼诗，从中可以看出，纯皇多次来到西苑观荷。炎炎盛夏应在园明园歇伏，稍晚还要往承德避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特意到城内的西苑去赏荷呢？圆明园的福海比西苑的太液池要大多了，而且遍种名荷，园内单以赏荷而言，景区多到难以计数，随手可以举出：芰荷深处，曲院风荷，芰荷香，莲花馆，荷香书屋，荷香亭，荷亭，荷池等多处，放着近在咫尺的荷花不赏，偏大老远冒着酷暑跑到紫禁城西侧的西苑，这简直太不合情理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乾隆二十五年夏，和卓氏已入宫近半年，也许出于某种禁忌和不适，她一直未表现出皇帝所期待那种热情。也许此时纯皇生平第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女子，不是她来驳取他的欢心，而是完全相反，是他需使出种种手段，以异乎异常的耐心，表达他的慷慨，宽容和温柔，也许他第一次体验征服和追求的乐趣。在有限的档案中，有一条记录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正是这一年的七月，纯皇两次下旨为和贵人制作了四件西洋机械自动玩偶，其中两件是新作，另两件是库内原有之作（按和贵人的装扮重做服饰）。大概因为她对中原文化的不熟悉，当时宝月楼和方外观等处的陈设均带有西洋风格，比如现在郎世宁存世的唯一一幅油画《太师少师》（两只狮子在山坡上依偎嬉戏，现为揭落纸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面贴有明黄标签“宝月楼”，说明原为宝月楼的陈设。
不难推测，纯皇在故意讨和贵人的欢心，一再赏荷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目的是为了登宝月楼！《御制宝月楼记》这样描述：“凭窗下视，迥出皇城，三市五都……华盖珂马，剑佩簪缨，抚兹繁庶，益切保泰舆持盈，此则南临之所会也。”可见站在宝月楼的二层，向南眺望，对面回子营与楼仅西长安街一街之隔，就连路人的“剑佩簪缨”都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对于初到京师，思乡心切的和贵人来说，真是一种最好的安抚，看到对街熟悉的生活景场，足以减少她的忧郁，在这强大的示爱攻势下，她终于放弃了一切禁忌和顾虑。于是这一年的盛夏至初秋，他们一次次离开园明园，避开宫中众人目光，来至西苑荡舟赏荷，登楼观景，纯皇在诗中也写道：“有云亦为管弦避，便夕那资灯火稠。”似乎就是为了享受二人世界的清幽。
相比去年纯皇唯一的一首宝月楼诗“南岸嫌畏因构楼，楼临直北望瀛洲”那种正襟危坐，四平八稳的叙述，此时的四首诗显出了浪漫缠绵的情思与安闲舒畅的心态，比如有一首前四句：
四时宝月最春秋，
秋较春还胜一筹。
看桂胜于看梅冷，
对晨饶却对宵留。
译文：“宝月楼以春秋两季景色最佳，而秋色比春光更胜一筹，此时赏桂胜于寒天赏梅。错过了清晨，对夜晚留恋不舍。”第八句结尾“可能到此不登楼？”似乎已是情不自禁了！而这种好大心情居然不想再掩饰，在另一首中有四句：
正看银屏当七日，
且迟玉镜与平分。
近臣惟是知有喜，
那识持盈一念勤。
译文：“我正看着八月初七日银屏一般的南海水面，可是玉镜一般的月亮，却迟迟不来与它平分秋色。身边的大臣看出了我的喜悦，只会唯唯诺诺称是，哪里知道守成在于一个勤字呢？”这里推测七日为八月初七，毕竟赏月最佳时间在秋季，初七月尚不圆，故称它迟迟不肯来。
皇帝也许是天下最没有自由的人，一举一动几乎都有人跟着记录，这样明显的一反常态，不可能不在宫中引发波澜。这一年阴历八月十三日，在京举行了纯皇的五十万寿庆典，八月十八日奉皇太后往承德避暑山庄，在随驾妃嫔名单上没有和贵人的身影。也许正是夏天这场风波的副作用，也许是听说了不好的传言？也许是引起了皇太后的不悦？纯皇已查觉自己的失态，因为第二年即乾隆26年开始，无论外出去哪里，连续十几年，和卓氏几乎次次随驾，所以这一次没去应该也是有意安排的。初冬回京后不久的春节，园明园的节庆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回部的马戏团，其中惊险刺激的高空走绳（现称达瓦孜）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皇帝和皇太后都十分高兴，先赏赐了和卓氏，再赏赐了众艺人，从中可以推测：安排这一活动入宫表演，正与和贵人的提议和促成有着很大关系，可能是她想挽回夏日事件的“不良影响”？纯皇显然兴致更高，与诸大臣就观绳技一题联句赋长诗，甚至在南巡还带着这个绳技班，皇太后的七十万寿庆典上这个节目同样非常抢眼！这年年底，和贵人正式册封为容嫔（她的哥哥也同时晋升公爵），在此前后，纯皇又陪她去了宝月楼，诗中有这样一句：“御园烟火常年例，分付高楼自庆霄。”这里御园是指园明园，每年元宵节要在园内的山高水长放烟火赏花灯，是为常例。从诗中看出，这一年纯皇就想破例在宝月楼前放烟火，为和贵人封嫔举行特殊庆典，但这直等到了容嫔晋封容妃时才真正得以现实，那一首宝月楼诗注中写过：“上元例在御园陈烟火，此楼从未尝节，这年破例赏灯。”这已是后话。
乾隆26年之后，宝月楼仍然“历年有诗”（据不完全统计，御制宝月楼诗至少有23首），直至容妃去世后第三年的最后一首，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冬季之作，且纯皇也不再含糊其词，几乎每次都坦然提交对面回子营的街景。也许正是容妃的体贴，已不需要纯皇在盛夏专从园明园跑回城里陪伴登楼，以后历年都是冬季短期返回紫禁城居住时，俩人才会来此。乾隆25年那个酷夏从此永远定格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
故宫院刊曾有一篇关于宝月楼的文章，最后几句这样写道：“容妃死后，宝月楼即被闲置。因她之故，乾隆皇帝以后，历代清帝从不光顾宝月楼，查阅清档可知，乾隆以后各朝在中南海，紫光阁，湛虚楼，涵元殿的筵宴看戏等种种活动均有记录，唯独找不到宝月楼举办活动的记载。再据档案，乾隆以后宝月楼的木器逐渐开裂，精美的陈设多被虫蛀，华丽的玻璃和油画制品逐渐破损，可见是因年久失修才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容妃死后的一百多年里，宝月楼似乎一直被她的阴魂笼罩，这一情结在后人心中驱之不散……”这更印证了心史先生那句话，宝月楼只是纯皇一人的“绝可留恋之地”。
结语
第一，从容妃进京时间分析，宝月楼不是乾隆帝专为她而建造的，但又不能不提到回子营的建设问题，其所建时间也在容妃进宫之前数月，而从紧挨西苑的地位推测，乾隆帝在容妃入京之前就有了与回部联姻的计划并且非常重视，早已选定了日后可供回妃眺望思乡之地。当时北京内城只允许满人居住，汉民全部迁至城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多在郊区，如番子营和苗子营位于香山，鞑子营既有蒙古骑兵的驻防区，也有蒙古王公的住所，从位置上都绝无紧靠御苑的先例，因而印证了回子营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在清人当时的诗作中常有反应。
第二，宝月楼绝非官方论调中仅为配景之用的普通建筑。其实建筑群之间用于配景和遮挡的这类楼宇，在乾隆年间修建过多处，如避暑山庄的绮望楼，景山的绮望楼等等，那是纯粹用来遮挡和配景的，相比之下，宝月楼的功用和地位对乾隆帝而言显然不同，从他的每年必登，且在二十几首宝月楼诗中毫不掩示地表达喜爱之情，另外宝月楼陈设档中也曾记录了存有《宝月楼御制诗文》青玉册等物，都反映了此处的实际意义绝非官文论调那么简单，其背后所隐藏着不能与外人道的敏感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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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 20:06:45
发表于 2007-3-1 23:21:21
发表于 2007-3-1 23:58:25
